“封口费”显示了社会进步？
山西省记者“封口费”事件被《中国青年报》曝光后，一时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很多媒体把焦点集中在记者拿封口费或者假记者上面，视之为无冕之王堕落的象征，我却认为，以历史的眼光看，“封口费”的出现恰恰是社会进步的某种表征。一样米养百样人，各行各业都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人，高尚与卑鄙、伟大与渺小，从来都不能以职业作划分。这是我们始终应该牢记的。对于记者、对于新闻行业，亦当作如是观。
中国的“新闻红包”，迄今至少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过程，先是“有偿新闻”阶段，就是花钱买版面阶段。对于新闻记者编辑一方来说，资源其实相当有限，因为版面毕竟有限。而且对于企业尤其是对营销节奏掌握要求较严格、品牌公关能力比较强的企业来说，同样花钱，遮遮掩掩的有偿新闻效果也未必一定比光明正大的营销广告来得好。
慢慢地，有偿新闻日渐式微，“有偿不新闻”粉墨登场并渐成气候。2002年6月22日，山西繁峙一煤矿发生特大爆炸事故，30多位矿工遇难，县委书记亲自向记者送“封口费”。包括4位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位记者被《中国青年报》曝光，震动天下。今天，领“封口费”的真假记者挤满一屋子，《中国青年报》记者偷拍回的不完全签字名单就有四页纸，其中许多“媒体”名字闻所未闻。
是社会、记者和媒体更堕落了还是更进步了?我说是更进步了。第一，就像贿选比买官难得多一样，对于试图掩盖丑闻的机构来说，“有偿不新闻”也比“有偿新闻”难得多。有偿新闻只要攻下几个人就能够攻下一张报纸或几个版面，以攻为守;有偿不新闻则是被动应付不知来路的各方神圣，稍有一个小小漏洞就有可能导致信息管涌前功尽弃，所以哪怕对假记者也不敢核实其真伪一律来者不拒。不就是给钱不办事吗?这样的活计谁不能干?所以假记者一定会有很多的。有关机构要想掩盖负面新闻，物质成本和风险成本都比有偿新闻大得多。第二，不论对于真记者、假记者还是想掩盖负面新闻的机构，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巨大的败露风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情况屡屡出现。真记者被曝光，饭碗被砸是铁定的;假记者被曝光或者被相应机构举报，则有可能面临敲诈勒索的刑事指控;欲花钱消灾的机构被曝光，则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从“封口费”事件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在现代社会，信息即权力。不仅今天如此，过去也是如此。当年，浙江瑞安市“地下组织部长”陈仕松，深谙“信息即权力”，利用政治流氓手段，跟踪、盯梢干部，深挖他人隐私，达到控制他人、为自己捞取私利的目的，最终免不了身败名裂的下场。而那些及时向媒体披露、举报或者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及时披露真实信息的人，则是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社会进步和改良，进而间接有利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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