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背后的四次政策大转进
改革开放30年·制度变革
1978年-2008年，从解决国民的肚子问题到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从国民经济在崩溃边缘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从资本的敌人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从"可能被开除球籍"到"北京共识"和"北京主义"，这场大变局之所以成为历史上光芒耀眼的一页，而没有成为历史的遗憾，奥秘在于这场变革的原动力是主流政治力量和全体民众的结盟，是决策和民众自发创造力的合理互动。已经在1978年前即已具规模并发挥效用的工业体系、工人队伍、农田基本设施和海外华人的财富，为这场喜剧式变革提供了助力。
从30年的许多细节中可感知其中的惊涛骇浪。今天，中国又面临一次战略选择。近80年未有的国际金融机遇，带来了什么样的风险和机遇？我们能够从中领悟什么？能否更加成熟地应对这些风险？过去的30年，应该能够提供一些启迪。
最具共识的改革：
农村破茧
通常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终止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开始。但是这个从僵化到改革、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开端，在更早的时候就已铺陈。
许多记忆归集到1978年9月。复任14个月的邓小平出访朝鲜后乘专列途经丹东回国。他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沈阳军区和天津市视察了7天，发表了著名的"北方谈话"。内容包括承认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农业永远第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也搞不好等等。邓小平自承："我是到处点火。"两个月之后，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放思想已是多数高层的共识。这次工作会议用了36天时间，是三中全会的7倍，实际上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在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事，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可以视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治国理论的一次系统阐发。关于经济政策部分，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企业、工人农民先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农村5%到10%再到20%，城市20%，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关于经济管理，邓小平讲到了经济民主的概念，指出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
中国经济破题的纲领就此确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培育市场，经济权力下放。这两条主线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仍然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命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全国人民吃饱肚子。1979年，当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社员背叛公社分田到户的血字契约，刚转化为官方意志的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经济时代的第一次争论就开始了。这就是"张浩事件"。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希望中央将农村生产体制改回人民公社制度的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农村改革陷入"混乱"，使得胡耀邦、万里、王任重等领导人介入。直至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才告彻底结束。1991年底，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终于确立下来。
这次政策转进开启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最叹为观止的集体脱贫和城镇化进程。由于受益面广大，第一次以农村为目标的政策转进，获得了迄今罕见的社会共识，并为下一步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民众支持基础。
最改变社会面貌的改革：
城市开放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当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粮食大丰收成为经典回忆，GDP增长了15.2%。但是，一些深层次矛盾显露。外贸赤字达149亿美元，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通货膨胀，到1985年CPI达到8.8%。一方面供大于求，另一方面一个谣言就可让百姓囤积日用品，这在当时被讥为群众道德境界水平不高，但实际上是低效的计划经济已经难以为继。这引发了1985年的宏观调控。这次印记不深的调控时间虽短，却是第一次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与1979年生产力刚刚释放、经济过热时"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相比，手段更加丰富和现代化，为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做了初步经验积累。
大胆的城市改革在1984年改革正式进入城市前，已与农村改革同时试水。1979年，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邓小平大力支持。邓说："当年延安那么一小块地区，后来竟打下那么大江山。"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成立。4年后，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平息了"特区如同旧中国租界"、"洋浦风波"之类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大争论--这体现了典型的邓式风格：先搞起来，不争论，过几年再看。
特区模式被肯定后不久，从大连到北海的14个沿海城市开放。翌年，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按照顺序，长三角和珠三角及闽南厦漳泉地区开放，然后是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20年后，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群。
最具效益和争议的改革：
市场体系建立
1990年、1991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下降，1990年增长率只有3.56%，改革开放进入最低潮。1991年春节前后，在上海待了一个月的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解放日报》随后发表"皇甫平"四篇评论文章响应。作者周瑞金按闽南家乡谐音取名，意思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但是，"皇甫平"评论遭遇许多主流媒体的冷遇。理论界一些人组织反击，言词激烈，对改革开放观望几成话语常态。
第二年的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一路上留下了最具有解放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当时88岁的老人，再次主导了1978年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扫清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一系列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体系开始建立。每一次建设，都对之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1993年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分税制，1995年开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2002年的所得税收入制度改革。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转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1994年起实行汇率并轨，1996年底，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民众更关注的是1992年和1994年启动的医疗和住房市场化改革。1992年9月，卫生部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医院要"以工助医"、"以副补主"。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八部委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俗称医改"十四条"。在这一过程中，医改的矛盾与困惑日益增多。到2006年，有关人士承认医改失败。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住房私有化的进程开启。
医改和房改引起的争议很大，最尖锐的批评将之称为"卸责型改革"。争议反映了深层次改革的艰巨性，并引发了大面积深层次的思考：市场化是不是改革的唯一目标和方向？如果市场失灵或阻碍民生发展，政府该怎么办？思考同样引发了大量争论，至今尤盛，其结果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最有远见的改革：
参与世界经济分工
2001年11月10日，经历15年艰苦谈判后，中国在卡塔尔多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于得以享受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享受多边的、稳定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大赢家。2001年，中国外汇储备为2000亿美元，至2008年8月，涨至18000亿美元，几乎与日本、印度、俄罗斯的总和相当；2001年中国国内经济总量为9.7万亿元，2007年达到了24.9万亿元。
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不仅带来了极为显著的财富效应，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加了一堵外部防火墙。改革开放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此前，中国是从经济领域单一地、间歇地走向世界，"入世"后，中国开始从经济到人文角度全方位地走向世界。中国不仅获得了国际经济分工和海外市场，而且开始学习所需要的世界观和发展观。
市场经济体系也在加入WTO后，由建设转为健全阶段。随着深层次矛盾和各种挑战不断出现，在2006年引发了一场中等规模的"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论战。这场论战被不那么准确地视为新左派和市场派之间的争论。争论在当年10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找到了权威答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确立。作为这一目标的行动方针，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写入党章。
2008年，新的忧患困扰中国。特大自然灾害频繁、许多深层次矛盾还未解决，因金融危机发作，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宣告结束。2008年的危机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既在民生领域显露也在经济发展上显露。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思想再度成为主流强音。解放思想从哪里入手？以"皇甫平"闻名的周瑞金解读：以前侧重于意识形态的论争，这一次要注重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前侧重于还利于民，而这一次侧重于还权于民。
经济时代最需要解放的是经济思想。我们能否借美国金融危机扩大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怎样坚持发展的硬道理，保证内部经济的发展势头不被外部环境过分冲击？怎样掌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不被洋教条束缚？科学发展观的主轴上，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战略和经济管理思路。而这一次政策转进，应该为下一个同样光辉的30年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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