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国务院如此空前的紧急措施，足见经济形势之严重。

       一场触目惊心的民营企业倒闭和失业大军膨胀的浪潮正铺天盖地而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上半年已倒闭民营企业６．７万家。进入第三季度之后，此风更盛。据１１月６日中新社消息，广州火车站已出现民工返乡潮，每天有９万到１３万人离开广州北上返乡。

       中国 中小企业(行情 股吧)协会会长李子彬１１月６日在武汉一个会议上讲：“中小企业正处‘三九’寒冬。”他预言即使政府已开始出台一系列利好措施，中小企业要摆脱困境，得等到２０１０年。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日前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认为“中国经济困难程度将严重于１９９８年。”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阶段，与二战之后的日本、韩国与台湾相似。日本、韩国与台湾工业化中避免了欧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大量失业人口出现的成功经验，是大量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实践也已经证明民营经济解决了我国８０％以上的就业问题。

       １９７７年，１７００余万知识青年返城就业的压力，逼出了自谋职业这一创业解决就业的国家既定方针。一些返青理性地选择了创办私营股份制企业，解决了一批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 ３０年创办、经营民营经济的体会是，国家的政策与政治舆论环境是创立与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包括大家公认的资金因素。政策与舆论是生与死的问题，资金是快与慢或大与小的问题。

       我国是有着长久轻商传统的国家，对选择自主创业的恐惧与轻蔑仍然是今天社会的主流意识。

       为了表明国家的政策走向与冲破恶劣舆论环境的决心，胡耀邦同志１９８３年８月３０日在中南海接见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先进代表时，即席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一种社会职业是否光彩或者说是否合法，还得总书记出面来呼吁，足见选择该职业之危险的程度。

       初期的个体户，大多数是被旧体制边缘化了的草根。市场化改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只有在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才可能与传统中的糟粕决裂。１９９０年，牟其中在媒体上发表了《造就一代儒商》的文章，呼吁知识分子下海创业。他的身体力行与南德飞机业务奇迹般的成功，对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人甚至说影响了一代人的择业观。 冒险、开拓、创新这些农耕文明中极其匮乏的现代价值观念，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已经成为了我国青年一代朝气蓬勃的主流意识。可是，１９９７年以后却又遭遇了一场蔓延了１０年之久的暴风雪，退回到了“学而优则仕”农耕文明的择业传统中去了。４０００余人争夺一名残联公务员岗位就是令人痛心的证据。一位学者哀叹，昔日择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博士生，目前都削尖脑袋往党政机关里钻。

       最近一大批学者如秦晖(博客)、张维迎(博客)、保育钧、吴敬琏、茅于轼(博客)等等，众口一词，惊呼“国进民退”、“第二次国有化”、“卡在玻璃门外的‘非公经济３６条’”、“中国市场化前景堪忧，任重而道远”、“坚决保卫市场”等等。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如此严重的倒退是如何产生的。不是这批学者缺乏洞察力和调查研究精神，而是反对改革开放势力设置的陷阱太精巧，真相隐瞒得太深，时间又延续了十几年。即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否一律具有原罪？和这种社会偏见是如何形成的？

       虽然刘延东、汪洋、胡德平等同志不断公开反对原罪，表明了中央的主流态度。但中国民企一律具有原罪的观念，仍然是今天全社会不争的主流意识。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主任肖耿，是支持市场化的学者。他在媒体上讲，有一次讲学时，二十几名身价过亿的民营企业家提问，创业时期没有违法行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应声。他据此证明原罪的存在。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起来曾经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是如何破落为举国公认的靠诈骗国家财富发家，是如何形成千夫所指的，为富不仁、纸醉金迷、道德沦丧的社会公众形象的呢？ 一场持续数年关于原罪的争论，就是在第一证据是伪证的条件下进行的。基于伪证的结论是科学的吗？所以，原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个泥足巨人，一推就会倒的。 虽然原罪是一个荒唐的概念，但在反改革势力长达１０年的阴谋操纵下，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社会统一的结论。

       ８０年代、９０年代的社会骄子，党的十六大确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经过反改革政治势力，动员全国数百家有影响的媒体，长达十余年日积月累的不断蚕食之后，终于成为了今天举国上下千夫所指道德沦丧的一个社会阶层，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一弥天大谎，不但成为了社会主流意识，也一定程度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和正确决策的执行，例如曾被各界广泛寄予希望的“非公经济３６条”。 面对汹汹而来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及由此伴生的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央及时、正确地决定通过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国务院转发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等１１有关部委的《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但是，《指导意见》仅从技术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创业的方针政策，却缺乏最根本的政治舆论支持。这就缺失鼓励自主创业的灵魂，哪一个人愿意去冒险、去开拓、去拼搏，成为千夫所指的一名准罪犯？ 我国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只有２．５个，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少２２至２７个。并且本科生自主创业率极低，北京２００６年１７．５万名高校毕业生中，选择自主创业的仅有１４６人，不到毕业生总数的０．１％。

       若缺乏一个强大的支持自主创业的政治舆论环境，即使已经创业成功的企业家，相当一部分随时准备出走。所以，既然中央决定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仅仅从技术层面给予支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形成创业有理、创业光荣、创业就是对社会作贡献的提倡创业、鼓励创业的政治舆论环境；必须摘掉事实上已深入人心的民企原罪的帽子，恢复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千军万马下海，热气腾腾创业的政治舆论局面。 恢复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必须从源头上开始进行治理。

       若青年人能了解当年许多民营企业家仅凭３００元起家，自主创业，不依靠资金而仅依靠自己的智慧，就可以驰骋国家经济舞台的时候，被压抑、被埋藏的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创业豪情就会被激发出来，形成人人争先创业，再带动一批人就业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金融风暴听起来吓人，又被一批学者们夸张得神乎其神，其实，说穿了只有一个金融信心缺失的传染病。其根治的方法就是恢复信心。

       只有对无处不在、危害甚巨的民企原罪论釜底抽薪。恢复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政治地位，恢复社会财富创造者的历史地位，彻底扭转长达十余年被歪曲，被丑化了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光辉形象。只要做到了这三点，再配以一系列扶持创业的技术举措，中央以创业带动就业的重大决策，就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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