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0块到36亿平民商人的发家史
从刷煤气灶的小贩，到升价几十亿的资本家，平民商人张大中的发家史里写满了他的努力。
张大中是在58岁那年开始感到厌倦的。
倒腾电器这个游戏，他已经玩了20多年。最初的张记电器加工铺慢慢变成了90多家大中电器连锁店。他闭上眼睛也能想出游戏里面每个小陷阱、小手腕。
这一两年，他老是想起很多年前，那些曾干过挡车工的朋友。他们为什么早早都辞职了？是啊，一件事情总是重复做，哪个男人也忍受不了。
他也决定退出了。但必须风风光光。他在去年底挑了个最好的时机，把两亿元固定资产的大中电器卖到了36亿。与之相周旋的，是家电业的大佬们——黄光裕、张近东、陈晓，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但他们都没能从他身上获得多一分的好处。
他坐在北京西郊的青清商厦3层办公室里，开始了新的事业。这里曾是大中电器的总指挥部，现在变成了大中投资公司。
在他背后的书架里，摆放着一幅旧照片。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面带微笑，嘴角透着一丝倔强。一支盛开的康乃馨陪伴着她。
这是张大中母亲的遗像。1976年，她因“反革命罪”被“四人帮”枪决。得知消息后，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绝望而漫长的一晚。在“整整三天，不吃不喝，停止思考”之后，他没有选择以颓废的方式来发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几天后，我就像一个正常人了。”张大中说出这句话时，仍带着多年前的隐忍，“还能怎么办？人必须要活下去。”
当年，他没有想到，这段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却促成了其事业的开端——五年后，张大中用平反分得的500块钱，开始了自己的从商生涯。“我怎能不对得起这500块钱？”
刷煤气灶的小贩
1980年8月里的一个周日，北京市甘家口国家经贸委的住宅楼下，有一个小贩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举着个牌子，顶着烈日窜来窜去，牌子上书几个大字——“刷煤气灶”，还有一个副标题，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八毛钱一个！”破包里装着他生财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烧碱、清漆、银粉，以及一块大抹布。
1980年的中国还没开始执行双休日，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街上的小贩还很少见，也没有任何塞在住宅区里的小广告。在一个国企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背着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包。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上来吧。”张大中以500块钱启动的第一单生意开工了。
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日子一久，烟熏火燎就黑乎乎的，张老板打开背包，拿出抹布，先清理一遍灶台，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用湿抹布哗哗地洗，再用清水把灶台表明清干净。清干净灶台只是第一步，重要的工序在后头，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再均匀地粉刷上去，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刷完了10家。
迎着晚霞，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总共收入8块钱，但是使用的清漆、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还落了一身的累。
于是，这成了张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从自信满满地进入，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张大中只赚得了一块多纯利，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清漆和银粉，当然，大抹布也算赚的。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三间北屋、二十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块。“那种生活是，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张大中回忆。
张大中兄妹七个，排老三。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很漂亮、非常有想法”。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是共产党员，但是身体不好，早在文革前、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但是文革当中，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最终被定为 “反革命罪”。
至今，张大中仍然保存着自己从档案馆中复印出来的当年“四人帮”给母亲的判决词。跟他母亲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有29人，每个人都有当时的检察院的三四行评语。别人的判决词是“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或者“仍很嚣张”，而到了他母亲那，却是“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而且嚣张到了极点”。她是一个到死也绝不低头的人。
张大中无疑遗传了这一倔强的性格。在跟国美谈判时，张大中跟黄光裕说，“你必须比苏宁高8个亿，否则我宁愿30亿跟苏宁谈，也不跟你谈。”这种固执，对手不理解，身边的人也不理解，但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哪怕后果很糟糕”。
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
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张大中的大哥、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他瞒着大哥，拿着材料到处上访，市委、中央都跑遍了，“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我才告诉大哥。”张大中回忆道。1980年，落实政策，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七个，每人1000。
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张大中陷入了沉思——用这笔钱干什么？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买大衣柜？那是绝对不行的，不能糟践了！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干点什么”的念头非常清晰。
这一年，张大中31岁，刚刚插队回城，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一半用来结婚，剩下的作为“干点什么”的启动资金。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我觉得，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都多看半步，别人没有想要去做生意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26年后，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不同的是，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老板，需要处理的后续资产也远远比当年那些清漆、银粉、大抹布值钱。
电器铺的小老板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赢利的起点。
巴菲特曾经对他的股东们说，“如果你对什么感兴趣，那往往代表你比较擅长此道。”这句话就是指张大中这样的人。他从小对电子、无线电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在供销社又是做电工，做起灯来自然驾轻就熟。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20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纳税人。
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插队的农民，到供销社电工、到供销社售货员，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1982年底，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一封个性化十足的辞职信——由于这份工作不符合本人理想，我决定辞职，请供销社领导予以批准——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都极力劝阻他别丢掉这个“铁饭碗”，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
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
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1986年，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器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他承认，自己跟一般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有钱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存款，先存一半在银行，剩下的再想着去增值，“我就是按着最朴素的道理在做生意，从来不拿自己去冒险，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张大中说。
但是，在亲朋好友眼里，这个小老板跟其他的小老板还是有所不同的，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这个家伙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是酷爱看书，见到书就不放；第二，这个小老板虽然不胖，但是酷爱跑步锻炼身体，大热天跑得大汗淋漓也在所不惜。
“违纪”当上大老板
张大中从一个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应该从他的一次“违纪”算起。
事实上，张大中的创业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紧密相关，他的遭遇集中代表着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命运。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心情忐忑地去了——“违纪”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公司，“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特质明显的玩意儿。
如此挨过一年。“到1987年，我看到政策允许开分公司了，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复杂。”张大中深有感触地说。
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飞跃的，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财源滚滚而来。但是，张大中再次敏锐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音响的店没有一家大到能够把所有的品牌、零配件集中起来销售的，都是十几平米、几十平米的小店。
他决定搞一把大的，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
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玉泉路店起初的想法很好，但是初期的现实很残酷。”后来加入大中电器、跟随张大中多年的大中电器总经理宋红说。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经营非常惨淡：一天的流水，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
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这是他经商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当时也想过，赔到一定程度，实在赔不起的时候，就回我城里的小零售店。但是觉得真是丢不起人，没脸看当时跟我一样在城里开小店的小老板们。”张大中现在想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是决定坚持。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
这个音响城后来不仅经营音响，也开始代卖家电，直至后来以家电为主，张大中真正走进了家电生意的圈子，并且在北京城里各处复制玉泉路店的模式，成为北京市场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从小老板到大老板飞跃的关键点，体现在2002年中央电视塔店的选址上。张大中直言，整个大中电器的价值，这个中塔店能够占40%。坐落于玉渊潭公园西门对面的中塔店，是三环上唯一一个有大面积停车场的家电卖场，自2004年以后，每年的销售额都在10亿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了20亿。这是大中电器所有门店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家。
这个店的开张，又完全是张大中个人决策的结果。“中塔地下商场在建的时候我就进去看过，觉得是个很宏伟的工程，建成后，那里被用作批发市场租出去，生意一直冷清。”张大中如此描述这个店最初的情形，谁都不信这里能开火一个电器连锁店，但是张大中不信邪，以很低的租金拿下了中塔店，整改后进行大规模宣传，作为大中的标志性门店推广。经过一年的强力推广后，中塔店开始盈利，不仅迅速成为大中所有门店中最赚钱的店，而且也是全国家电连锁门店中单店销售最高、最赚钱的店。
做一个资本家
张大中认为，卖掉大中从外部条件看，是家电连锁进入了整合期，区域性家电连锁的发展前景堪忧，“不能等到企业经营得狼狈了才卖。”另外，从他认为从个人性格的因素，卖掉大中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本质上讲，我是一个好动的人，做了20多年家电连锁后，这一行所有的奥妙、诀窍我都体验够了，我甚至已经感到厌倦了。”
“20岁时靠体力，30岁时靠专业，40岁时靠人脉，50岁时靠资本。”经营大中电器的这些年，他走过了靠体力、专业和人脉这三个阶段，现在他决定做一个真正的资本家了。
“我创业时候32岁，比别人晚10年。”但由于他长期坚持锻炼和保养，使他看起来只有四五十岁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一个年届60的老人。“现在我也要靠资本赚钱，卖掉大中拿到资本去投资，正是一个机会。”
今年1月5日，拿到30亿现金的张大中正式注册了大中投资有限公司（36亿收入纳税后变为30亿），带走了原有大中电器20多人的核心团队，进军风险投资业。
“我能够把最初下海时的500块钱变成30个亿，就要利用我和我们这个团队20多年的经商经验，把这30个亿变成更多的钱，卖掉大中电器是大中事业的新起点，而不是终点，30亿是大中投资的起始资金，而不会成为我个人的退休养老金。”
对于外界盛传的他要进军房地产的说法，他明确予以否认，“生物、高科技、金融等都有所考虑，从来没想要全部扎进房地产去，现在先静思三个月，暂时都没有眉目。”
现在，张大中不再像以往那样，对股票和资本市场怀有偏见。在去年股票市场最火热时，他也利用手中的资本大捞了一笔——用暂时还压在手里的永乐当年付给他的1.5亿定金，靠“打新股”赚进七八百万。跟永乐的仲裁案也圆满收尾：在大中出售给国美时，双方达成了协议，永乐承认大中解约合法，并大中象征性罚没部分定金。
“最近我球技大涨！”张大中得意地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酷爱网球，每周二、周六都要“雷打不动”地跟一帮球友打网球。以前每次打球，他脑子里都想着公司杂七杂八的事情；但跟黄光裕签了约之后，打球的注意力集中度明显提高。“以前我那帮球友老是压着我打，现在都是我压着他们打！”
“哥们儿最近有钱了！”张大中举起双臂，紧握双手，做出一副劲霸男装商标的样子——这是他现在经常做的一个动作。
他开心地哈哈笑着，像个考试得了100分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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