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相貌平平的女性,美女在职业生涯初期,很容易因为美貌获得更多机会,但上升到一定职位后,决定她们职位升迁的人物将由基层领导变为机构的高层,而对于有更高职业追求、更高社会地位和职业素养的领导通常不愿意冒被人说三道四的风险来提携美女。 莎拉·佩林很有可能成为走得最远的职业美女。我在美女前面加上“职业”两个字是要把佩林这样的美女,与历史和现实中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在拥有权力方面走的很远的美女区别开来,比如曾经的江青、庇隆夫人、不久前遇刺身亡的贝·布托,以及现任的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等漂亮女人。 不管这些曾经的美女们有多么出色,赢得了多少人的爱戴,留下了怎样的历史,但她们身上的共同特质——依靠婚姻或家族势力获得的成功,与佩林的成长路径不可同日而语。她们属于过去,在那些真正踏入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里,这样的故事已经不可能再被复制。 而佩林则属于另外一个女人群体,她们由德国总理默克尔、芬兰总统哈洛宁、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韩国总理韩明淑等女性领导人构成,她们的出现,依托于现代民主制度,也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和这些相貌端庄、令人尊敬的女性领导人不同的是,佩林是一个真正的大美人,即使是现在这个年纪,好好画画妆,做《花花公子》封面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几个月后,佩林真的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副总统。她创造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历史和美国女性的历史,她还将为那些兼有智慧和美貌并心存高远的职场美女们树立起一个榜样。 一般来说,美女在低级别的职位上容易获得成功,而在高级别的职位上,长得漂亮,反到有可能成为获得职业成功的羁绊。美国社会学家的统计数据和我们生活中的经验都支持这一观点。当然,在高层鲜见美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们有更多即使退出竞争,也依然可以凭借婚姻获得安逸生活的机会。 这一现象的社会学解释是,相对相貌平平的女性,美女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很容易因为漂亮的容貌获得更多的机会,但上升到一定职位后,决定她们职位升迁的人物将由基层领导变为机构的高层,而对于有更高职业追求、更高社会地位和职业素养的领导通常不愿意冒被人说三道四的风险来提携美女。他们可能在办公室外面有无数的风流韵事,但绝不打下级女员工的主意。这样美女们在职业生涯的进程中反而受她们美貌的拖累。除非,她们以往的经历能够证明她们的成功不是依托自己的美貌,不会影响他们的声誉。 这是一个很难的举证过程,因为在职场生涯中,大多数情况下,美女总是会受到来自男性上司出于各种目的的额外关照。你很难拒绝那些开始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好意,而这种哪怕是十分被动的接受也很容易成为嫉妒者的话柄。在任何一个机构里,最有权力的人和最漂亮的人永远是办公室的关注中心,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任何细节都很难不被察觉,并被进一步放大和渲染,成为办公室里笑话的主要来源。 美国社会学者艾伦·约翰逊在他的著作中专门分析了上司与下级美女之间由于先天的角色冲突所导致的后果。 他认为,上下级之间的性关系是不可能平等的,因为他们在社会系统位置当中的地位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是不可改变的。上级控制了下级的薪酬、奖励提升等一切与职业发展相关的要素,无论他是否会用这些手段使美女下级顺服,这些权力都自动地包含在上下级关系的根本特性里:只要是上司就必然拥有这些权力。 即便两个当事人“认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假设自己拥有能够超越系统位置的能力,并假设他人可以正确地看待这种关系。 如果她拒绝了,她很有可能在职业发展上获得不公平的待遇。如果她顺从了或者主动地投怀送抱,那么这段经历很可能变成她一生无法摆脱的阴影,因为在此之后她所有的职业努力都会被打上独特的标签,她的才华和辛苦在其他同事那里将变得没有价值。有的时候,不管她在他们的关系中如何避免特殊的好处,她都会被贴上“靠出卖肉体获得成功”的标签。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名声会被看作是一种习惯,这种信息会得到最快速的传播,即使她更换到其他的部门或者机构工作,这让新的上司更容易动非分的念头。也就是说,你本来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的利益,新的上司也会把建立新的性关系作为条件。 其实,对于美女们来说,她们的职场第一课就是如何和男性上司打交道。我问过一些职场美女如何应对这样复杂的局面。得到的回答是:一般来说当发现苗头,也就是总是得到一些私下的关心和关照的时候,装傻充愣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也就是把这些关照毫不遮掩地在同事面前公开,理解成上级对员工的关爱并感激涕零,通过迅速界定相互之间的关系,把对方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而一旦双方产生心照不宣的秘密,即使在后面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双方也都会被贴上“以权谋色”和“不择手段”的标签。在这里,“身正不怕影斜”是涉世未深的美女最容易犯的认识错误,因为人们永远只对“影斜”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