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种田大户 1人种80万人一月口粮
1人种80万人一月口粮湖北农民8年承包20300多亩农田 年收入逾百万元 政府称有示范意义 1人种80万人一月口粮 湖北农民8年承包20300多亩农田 年收入逾百万元 政府称有示范意义 10月16日，号称“中国第一种田大户”——湖北大冶农民侯安杰上了《新闻联播》。8年来，侯安杰租种了20300多亩流转农田，与近2万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创下了全国农民种田面积第一的纪录。今年，这2万多亩农田的粮食总产量达到800多万公斤，相当于80万人一个月的口粮。有农业专家估算，老侯种田年收入保守地说也有100万元。 早在7月31日，本报就对侯安杰作过相关报道。当时，国家土地流转相关政策尚不明朗，被采访对象都显得相当低调。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记者再次回访，一切都有了新的变化。当地政府表示，这是通过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带来的新气象，唱响了农村土地改革新的进行曲。而侯安杰说：“8年的艰辛很少有人能体会，我最希望的是国家政策能够继续走稳。” 51岁的侯安杰，中等个头，瘦弱中有点农民式的黑，走路一阵风，但勤劳与精干却写在他毫无掩饰的脸上，如今的侯安杰有两种身份，手下的人都称他为侯总，而熟悉他的村民仍叫他老侯。 在家种田不如租给老侯 老侯的家在106国道旁，这栋普通的两层住宅楼，现在兼做“侯总”的办公室。老侯的“种田公司”有些与众不同，劳作地点分散在33个村的2万多亩田里。 老侯有辆黑色小轿车，但骨子里还是农民本色：白色衬衣，挽着裤腿。老侯的手机还是那种老式的黑白屏幕的诺基亚，每隔几分钟就会进来一个电话。 在大冶，人人都知道老侯是“种田好手”，乡亲们托关系、找路子，都希望把家里的几块地托给他种。老侯常说自己是农民，“农民不讲大道理，摸摸自己的裤兜鼓不鼓是真理”。 精明的老侯喜欢给农民算账，在他看来，“1亩田按600斤稻谷产量计算，9角钱1斤也只卖540元，除去成本还剩30元，一年到头种那几亩田不划算。”不过，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老侯的广告策略。但每亩每年100元~150元租金、返还每亩四五十元钱的粮食补贴，还是打动了不少抛荒进城的农民。 “在家种田划不来，不如租给老侯种。”在如今的大冶，这是口号，更是现实。 脱去农民的外壳，老侯身上有着商人独有的特质，但这个商人离不开土地。 按照老侯的说法，他的事业起步于2000年。“这些年，种田远远赶不上在外面打工，所以在家里留的都是小孩、老人，还有一些没有劳动力的人，土地就抛荒了，土地一抛荒就浪费了国家的资源。” 最初，老侯只是承租了520亩林地。“造林周期太长，回报慢，算下来没有赚到钱。”头脑灵活的他开始种蔬菜，2003年他承租了230亩蔬菜基地，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此后，他开始大面积发展水稻种植。老侯始终没透露这8年他积攒了多少身家，但他会笑着说“很可观”。 2007年，老侯共承租土地9280亩，今年他一下子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4000多亩，扩大蔬菜种植面积5000亩，承租总面积达到20300亩。 村委签合同村民画押 很多人说侯安杰的成功只是因为胆子大，但老侯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每天都坚持看书读报，掌握政策最新动态。 说起国家的农业方针政策，老侯头头是道：“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分田到户，农民有了积极性，土地一下就被激活了。农民们不仅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还积极垦荒，催生了一代种田大王，100多亩湖田的贺桂华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来，随着乡镇企业大发展，人们更多的把眼光投入到工业发展中去了。” 在老侯看来，他的机遇来自上世纪末，“到了9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加重，农产品价格低，种田不仅不发财，甚至还会亏本。”只是，让老侯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生意会如此红火。 农户和干部抢着把田租给老侯，还在于他每签订一亩地，就先交15元的风险抵押金。如果村里在5年合同时间内能够提供保障和服务，就不收回，如果什么事都不做，他就收回。另外，每亩地每年100元~150元的租金会直接打到农户的一卡通上，农户凭卡取钱。 在老侯承租的土地中，是一个母合同带很多子合同。母合同是和村委会签订的，子合同指的是村民们在母合同上的签字画押，同意出租。他笑言：“如果一家一户地签合同，这1.8万户，我从年初到腊月三十都签不完。” 老侯的20300多亩土地，“若想把所种的田全转一遍，坐小车要两天，骑摩托车要个把星期”。 4名农业专家常年坐镇 2万多亩土地，横贯2个市县，8个乡镇，管理起来谈何容易，但8年来，老侯却从没出问题。 公司里，老侯是老总，他的妻子是会计兼出纳，他的儿子负责申请分配。生产队长有100元开支权，超额需请示，财务管理很严格。 有人把老侯的管理模式总结为“金字塔”式：金字塔的最顶端是老侯，下设3个组长，一般情况下，老侯只和3个组长进行交流。组长下面是11个生产队长，他的几个女婿都是队长。每个生产队再选拔2至3个技术能手当小组长，大概有二三十人的管理队伍。 老侯手下300多名长期雇员几乎来自外地农村，有湖南、江西的，仅山东寿光的就有30多人。农忙时节的“应急工”则多是本地农民，最多的时候，一天招两千多人。现在，老侯已经实行网上招聘了。 老侯的生产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与生产能手三七分成，产量和效益挂钩。生产能手提供技术和劳力，他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收获后，生产能手得三他得七。一个种田能手在他这里可种200亩地，一年下来可赚6万元。另一模式是，以每亩30元价格转包给生产能手，生产能手自己生产，自负盈亏。 老侯在新生产经营模式创新上也颇有心得。为了提高产量，侯安杰长年聘请4名农业技术专家，组建了一个顾问团队，他们当中两个是水稻专家，一个是蔬菜专家，一个是林业专家。如今，侯安杰的水稻单产千斤以上，而过去每亩只能收到600斤左右。 如此大的种田规模，当然少不了机械化。老侯说，近几年来，他花了60万元购置农业机械。农忙时，他还在邻近市县以每亩60元的价格租赁20台联合收割机抢收。 “我是个农民，但我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种田，既给自己带来经济效益，又为当地农民创收，还从根本上解决了‘抛荒弃耕’的现象，稳定了国家粮库。你说像我这样开着小车种田的人，至少是个‘现代农民’吧。” 将来要去广东种田 侯安杰今年的粮食产量达到800多万公斤，这相当于80万人一个月的口粮。 要说最大的困难，他说，不怕鬼，不怕神，就怕农民来要地。“在农村这么多年，太了解这个地方了。一般都是与农民签订5年合同，但很多人根本就不管，回来就要地。” “还有些钉子户，几千亩的农田上，有几分地的户主，宁可荒掉都不愿出租。打农药的时候不能沾惹，虫子从那边飞过来，叫苦都没有用。另外，机械作业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地还要绕行，特别麻烦。” 说到未来打算，他说，只要有地，他就往那里跑。目前他已经谈妥了海南的一块几千亩的地，如果广东有地，他也会考虑。 不过，与前些年的高歌猛进相比，如今的老侯稳妥了许多，“有几个乡镇前些天还在找我，我的要求是钱必须直接发到农民手上，否则就放弃”。 “这都是上当总结的教训。”老侯说，前几年，他跟一个村委员会签约，租种了该村的一些地，并交了47000元承包费，但收割的时候却遭到了农民的阻拦，后来我才知道钱根本没发到农户手中，“没办法，我只好再掏47000元给农户”。 最希望政策稳定 “侯安杰这个典型是实实在在的，无懈可击。”对侯安杰了如指掌的大冶市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袁蕾说。在袁蕾看来，由于侯安杰租种的土地横跨2县市、8乡镇，因此暂时还无法确认侯安杰租种的土地到底有多少，“他在全国第一还是第二我们不好表态，但他确实做出了成绩。” 事实上，“种田大户”并非侯安杰的专利。仅据湖北省农经局2007年统计显示，设定30亩以上为规模经营，该省就有农户22769家，其中1000亩以上的种田大户多达80家。 “侯安杰能够有今天的成绩，除了他个人能力和灵活的头脑外，更主要的是他遇到了好政策，抓住了好机遇。”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这样评价。 作为一个信息灵敏的现代农民，侯安杰显然知道国家政策的重要性。 “黄石市委常委、大冶市委书记曹立明曾称赞我，说像我这样依靠规模经营和科学种田，不仅富了自己，还安置了很多农民就业，并解放了更多的农民到城市打工致富。这对发展土地规模经营、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转移农村劳动力，对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很大的示范意义。”侯安杰说。 大冶市市长傅继成说：“侯安杰这种典型，在大冶非常有意义，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通过这种典型来促进土地的合理流转和规范，进一步扩大像侯安杰这种规模化经营的模式。”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为侯安杰拍手称快。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说，侯安杰现象只能在短期内实现，一旦民工回流，找他要地的人多了，规模生产是否会出现难以为继，还是个问题。 侯安杰告诉记者，国家政策的稳定是最有效的“定心丸”。“有些乡亲看到我发了财，也想自己干，但还是担心政策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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